《后會無期》里,最喜歡小旅館那場戲。我看了兩遍電影,主要就是去聽被蘇米設置成手機鈴聲的那首歌,“WhateverWillBe,WillBe”,翻譯過來的意思大概就是,該來的總會來的。當然,只為一首歌不足以讓你去看兩遍電影,還要有像江河老師這樣的人,和著鈴聲的節(jié)奏把歌詞念出來:“當我還是個小女孩,我問媽媽,將來我會變成什么樣子呢?會漂亮嗎?會富有嗎?她對我說,世事難料啊,順其自然吧。”
我第一次聽這首歌,已經過了向父母問東問西的年齡。想起從前,找不到工作那幾年,我每天睡到日上竿頭,起床看電視挨過漫長的午后,然后去公用電話亭打上一通電話,晚上經常在電影院地下潮濕的音樂茶座里,請姑娘喝味道寡淡的咖啡。我們在那里聽葉佳修、山口百惠、卡朋特;偶爾還會有文化館來的男孩女孩,上臺跳上一曲吉特巴。那時,9、10月份已經很涼了,在外面呆晚了,額角會沾上細細的深夜的露水。我扎著一小撮辮子,穿著叮當作響的衣服,褲管肥大,天天痛恨時日漫長,不明白為什么青春好像是永久的事情。
那會兒盛傳1999年是世界末日,我覺得那樣也不壞,可以一事無成地死在額頭還算光潔的年齡。結果世事難料,諾查丹瑪斯的預言沒有靈驗,倒是移動互聯網的時代來了。想想才幾年,那時我在電視里躲避現實,現在輪到高智能手機成了人心的港灣。手機就像當年的電燈泡,照亮了迷茫的人們。日子變得飛快。年輕人不再用扯玫瑰花瓣的方法來尋求人生的答案,而是通過手機軟件預測命運。他們蓄著清爽利落的短發(fā),穿修身褲和軟底鞋,熱愛技術,一過三十歲就要被稱作老人了。
這一切有多么不同?聽我講一個故事吧,一個虔誠的、緩慢的故事。
故事是這樣的:大約十多年前,在植物園,一些工人正在為晚上的音樂會調試音響。湯包太太從那里第一次聽到一首歌。她那時剛到新加坡,空虛得就像一面雙面鼓。電鋼琴下這么寂寞和茫然的聲音,子彈一樣擊中了她。過了兩天,當她在夢里又一次聽見那首歌后,她決定去尋找它。她在大大小小的音像鋪里,動用了很多形容詞來向店員們描繪那段旋律。那些馬來店員居然聽懂了她的話,他們幾乎把自己能夠想到的所有CD都搬上了柜臺。她聽到了那首“WhateverWillBe,WillBe”,聽到了“IfIHadAnyPrideLeftatAll”,可就是,沒有那段最接近她夢想的旋律。
湯包太太放棄了尋找。只是有時仍然會夢見那段旋律,黑夜里它聽起來仿佛指尖上的一顆淚滴。很久后有一天,在烏節(jié)坊的一家唱片行,她戴上耳機,隨意放進一張CD試聽。那段夢中的旋律突然響起來,仿佛命運從天而降——那是諾拉·瓊斯的“Don'tKnowWhy”。
好了!現在,也許你只需要一個手機軟件,就可以讓上述場景變得無趣和矯情。因為那種軟件有一個聽歌辨曲的功能,它可以識別你從任何地方聽到的音樂,并且自動把歌曲、歌手、歌詞下載到你的手機上!
這個時代就是這么快捷、強大,怪不得湯包太太的學生要在作文里歡呼:自從有了智能手機,用鳥跟朋友說話的時代一去不復返了。我花了點時間才弄明白,“用鳥跟朋友說話”的意思就是飛鴿傳書。當年,我第一次寫的武俠小說被一位老編輯嗤之以鼻,因為我不懂得信鴿要往熟悉的地方飛才能把信送到。那是我對策馬而行的古代的隔膜。而今這種隔膜不需要上千年,只要一點點時間就能讓你認不全跟前的世界了。在南方,我見過很多老人,不是在路邊攤吃東西,就是坐在樹下發(fā)呆。通常他們的腳趾都分得很開,那是做了半輩子漁民留下的特征。他們出海打漁恍如還在昨天,一夜間卻突然置身于這么龐大的都市,不知道說什么才好。
“當我長大了,戀愛了,我問我的心上人,我們將來會怎么樣呢?我們的生活每天都會美好嗎?”現在我也老了,我聽著這樣的歌時,就好像孤獨地站在世界的外面。對于那些問題,我基本上不需要答案了。我更愿意和愛人平靜地探討誰會先死去,死的方式是激烈還是安寧!笆朗码y料啊,順其自然吧”。當然,這個根本停不下來的世界里,如果還有一些虔誠的、緩慢的事物供我們理解和喜愛,就更好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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